塔城因其特殊的地理区位，历史上一直凸显着重要地位。今天的塔城是玉龙县的一个乡，位于丽江市西北角，是商贸文化汇集交流的重要通衢，也是历史上著名的藏彝走廊、茶马古道的重要枢纽，是汉、藏、纳西文化圈的交汇点。

塔城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隋、唐时期，在《云南志》“新旧唐书”中都记载有“塔城”事迹。隋、唐之际，距今天塔城乡政府东北方向10公里处的金沙江上曾建过一座宏伟的铁索桥，因该地为唐代吐蕃设立的“神川都督府”所在地，此桥也被称为“神川铁桥”。神川铁索桥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铁索桥，也是“万里长江第一铁索桥”，当时的塔城也被称为“铁桥城”而闻名于世。唐中期，唐、南诏、吐蕃3股势力在此博弈，此消彼长。后来，随着南诏归唐，南诏发动“神川铁桥”大战，为遏制吐蕃过江南下，于贞元十年（794年）毁桥断绝往来。唐代史家樊绰在《云南志》记载：“铁桥城在剑川北三日程。贞元十年，南诏异牟寻破东、西两城，斩断铁桥。”元《一统志》“丽江路”记载：“铁桥，在巨津州之北，其处有城，亦名铁桥城，吐蕃尝置铁桥节度于此，南诏异牟寻破吐蕃，断铁桥后自此桥废，基址尚存。”在乾隆《丽江府志略》记载：“铁桥址，在巨津州北一百三十里，为南诏与吐蕃交会处。铁桥之建，或曰吐蕃，或曰隋史万岁及苏荣，或曰南诏阁罗凤。异牟寻归唐时断以绝吐蕃。桥南有铁桥城，为吐蕃十六城之一，尝置铁桥节度于此。桥所跨处，穴石锢铁为之，冬日水清，犹见铁环。”此战役产生了3方面的影响：一是吐蕃势力不再南下，金沙江成为天然屏障；二是滇西北民族分布呈现比较稳定的格局，有利于区域社会发展；三是民族间商贸文化交往交流交融不断加强，形成茶马贸易、文化交流的重要汇集地。

雍正元年，丽江木氏土司被“改土归流”，流官加强区域治理，分别在丽江设置六关：雪山关（也称太子关）、石门关、邱塘关、九河关、塔城关、把塘关。其中，塔城关就建在隋、唐时期的神川都督府位置。乾隆《丽江府志略》“关哨”条“塔城关”记载：“在城西北三百五十里，旧巨津州地界，今关外属维西地，金沙江从关下入府境。乾隆七年，奉题重修。”光绪《丽江府志》也有相同记载。现爬梳剔抉清代至民国的史料，塔城事迹鲜有提及，多为隋、唐时期事迹。

2022年盛夏，我们结伴去金沙江中游走田野、听故事、做拓片、览美景、尝美食。根据先前打听到的传闻，我们到塔城乡四处寻访塔城关碑。听老人讲，小时候走塔城古道，见到过路边有石碑，刻有大字，后来就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在热心人的帮助下，我们在塔城乡塔城村委会塔城3组和卫勤家见到了“塔城关”碑、“指路”碑两通。纳西语称该村“套展苟灿”，意为“塔城上村”，位于省道226线西侧，属关坡“阿刷举”南延余脉之坡地村落，全村依山而居，呈坐西朝东向，当地村民均为世居纳西族。据村民介绍，“塔城关”碑和“指路”碑最早发现于塔城村委会塔城3组和付才家的旧院中，此院遗址旧称“本森罗 （格达古）”，是旧时全村集体议事的公共活动场所。两通碑被用作檐前踏石，碑面朝下，所刻文字得以完整保留。后因高岗坡陡，生活多有不便，和付才一家放弃老宅迁至村东山脚平地处，老宅院被荒弃。后逐渐被当地村民开荒成农田，部分建筑砾石堆砌成埂，“塔城关”碑、“指路”碑也堆放在其中，多年来弃于荒野。后来，村民和卫勤将两块石碑搬移至家屋后保存，石碑得到妥善保护至今。

“塔城关”碑高80厘米，宽44厘米，青层沙岩材质，横书“塔城关”3字，字体遒劲、硕大，字迹清晰可辨。“指路”碑高80厘米，宽34厘米，青层沙岩材质，碑头横书“指路碑”3字，正文竖排6行，两侧写有“弓开弦自断，箭来石碑当。”中间4行依次是“东走宜□各，南走巨甸里，西走六孤甲，北走其宗区”30字。“宜□各”，地名，指金沙江对岸的江东“木高”一带，现属迪庆州香格里拉市地界；巨甸里，现称巨甸镇，位于塔城乡正南方，属丽江市玉龙县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，物产富庶，多民族聚居；“六孤甲”，塔城乡境内村落，称洛固，今改称十八寨沟；其宗，位于关坡“阿刷举”北侧，属迪庆州维西县，是迪庆州香格里拉市、维西县和丽江市玉龙县交界区域，藏、纳西、汉等多民族和合睦居，素为门户要地。

“塔城”界碑在2010年发现于塔城老村西北1.5公里处之山头，由当地村民重立于古道旁。该地向西可通往维西老路垭口，向北为关坡，地势较高，尽可俯视。“塔城”碑高47厘米，宽53厘米，为青层沙岩材质。石碑四周用混泥土加以包裹加固后，呈长方大碑状。字体遒劲，其迹清晰可辨，古风犹存。

远离丽江城区的塔城出现3通汉文石碑，字虽然不多，但其信息量不少。

先来说说指路碑。“弓开弦自断，箭来石碑挡”是泰山石敢当碑上最常出现的语句。这是典型的汉文化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后，以内地民俗尤其是“移风易俗”推动下诗文文化的影响。它具有非常强烈的汉地“符咒”功用，是流官带来的内地文化，是对未能预见的事及其他情况给予预知、预告。丽江下八河就有“弓开弦断、箭来石当，孩儿有犯、解破大吉”的指路碑，更明确了指路碑的一个突出作用。除了给路人指路外，还有防止张五郎用箭射赶路人、积善消灾的民俗文化。当然，指路碑名副其实具有指路的功能和作用，在没有现代技术支撑下的古代，辨别方向很重要，到村口或在边远大山森林间，指路碑起到指点迷津、辨明方向的功用。今天，这样的指路碑不见了，改头换面用悬挂式的路牌，无论是高速公路还是街区道路都随处可见。

塔城关碑只有“塔城关”3个字，周围是否还有一些落款等文字不得而知。碑刻就地取材，青层沙岩材质质地松软脆，历经百余年风雨，在加上人为搬运，难免磕磕碰碰。但从字体来看，确有气势，非普通人笔力所能及。结合乾隆、光绪《丽江府志》记载，“重修于乾隆七年（1742年）”刚好是管学宣任职期间，备为管学宣所题一说。再说，塔城界碑也只有两个字“塔城”，从字形看，与塔城关碑的“塔城”2字极为相似，笔法趋同，初步断定为一人所为。

根据宣绍武在《茶马古道亲历记》中记载，丽江到拉萨的茶马古道有多条，其中，依江而行的主要有一条就是通过塔城关而上。具体路线如下：丽江—拉市—石鼓（石门关）—巨甸—塔城（塔城关）—拖顶—奔子栏—白马雪山—德钦—怒江—左贡—邦达—工布江达—拉萨。这条基本不受大雪封山的影响，依江而行，水草肥美。丽江到拉萨的茶马古道还有几条，多为翻山越岭，受季节性影响尤其是冬季大雪封山的影响。他说：“从塔城出发，爬完一个缓坡，到了前面提到的那道山梁（塔城关山）与西面大山衔接部的垭口，这里建有坚固的碉堡，上面有箭孔（枪眼），这就是所谓的塔城关，是南来北往必经的要地。”很遗憾，他没有记载这3通碑的情况。

关于这条茶马古道的形成和发展，与清政府治理茶马贸易政策有关系。清乾隆十八年（1753年）有一份奏折《奏为滇省商民进藏贸易酌量变通办理》，其中提及丽江府进藏茶马古道上换茶引、腰牌、印信等。原先要求滇、川省进藏都要到打箭炉给印票才能进入藏区。丽江、鹤庆府进藏要绕道到打箭炉，需要多走半月数日。云南总督提请在维西、中甸衙门设置换发印票职责，在“其余偏僻小径俱另设塘汛拨兵防守，有印票照亦不许往来”，方便丽江、鹤庆两府商民就近领取印票。可见，丽江经过维西到怒江、丽江经过中甸到怒江两条道早在清代形成官道，进藏贸易马帮只能通过这两条。而丽江进入维西通道，要经过塔城关才能进藏，不得走偏僻小道。

塔城3通碑的出现，体现了塔城厚重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塔城汉文化文献，自此，“塔城”2字有了历史根源和成型的字形字体。塔城作为民族歌舞之乡、东巴文化艺术之乡，加强汉文献资料的收集整理必将极大丰富和加强文旅、农旅融合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，打造多民族文化“三交”大观园指日可待。